“寫下去。”學員們班服的右臂上寫著這樣的三個字。

在十一月的山東萊蕪，一百多名青年編劇相聚于此，參加由中國電影基金會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主辦的“大師之光”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他們在為期一周的時間里聆聽大師授課、練習小組創作。在電影市場尚處恢復期的當下，用“寫下去”三個字來表達自身的堅持。

常說劇本是一劇之本，但聚光燈照射到編劇的時刻卻總是有限。國內有太多扶持青年導演的組織與活動，相比之下，編劇能獲得的機會相當稀少。對于青年編劇們來說，時常處于很難有機會被行業前輩看到的處境里，找不到成長的方向。

(資料圖)

所以在編劇班的這七天的時間里，盡管很難為未來的迷茫找到某種確切的答案，但不少學員還是得到了自己經驗之外的收獲。

編劇是一個急不來的工作

“要花10年的時間，然后有200萬的練習量，你作為編劇才能成熟。”作為本期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主講導師的徐浩峰如是說。

“懷才不遇”或許是許多青年編劇需要面對的常態，在編劇行業中，已經有過作品的成熟編劇會是大多數項目優先的選擇。這對于還沒能擁有第一部作品的新人編劇而言，的確是一個十分艱難的過程。

但某種程度上，這也符合創作的客觀規律。好的劇本需要建立在大量的練習和修改的基礎上，也需要創作者人生閱歷或文化儲備的積淀，這就注定了行業里很少有30歲以下的知名編劇。同樣作為主講導師的張冀也對毒眸提到，“編劇不像演員，可以在某個難以預知的節點一炮而紅，作為創作者還是得符合創作的客觀規律，成功是一步一步達成的，需要時間。”

正因如此，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在六屆的發展歷程中，逐漸確立了創意營的活動形式，力求給到青年編劇更多練習的機會。在開班首日，一百多名學員被分為十余組，每組6-10人，通過小組合作的方式在為期一周的時間內完成一個劇本大綱的寫作。寫作的主題是通過抽簽的方式誕生的，包括時間、地點、類型、人物身份四個標簽。

賈志杰

談及如此設計的初衷，導師賈志杰解釋道，“編劇的工作往往是接受別人給你的創意。商業公司先提出一些具備市場性的元素，整合成策劃再交由編劇進行創作。很多創作的開始就是帶著束縛的。”創意營的抽簽式命題實際上就是為了模擬行業真實狀況。

但四個標簽之間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彼此互不關聯，例如有的小組抽到的四個標簽分別為“教師節、沂蒙山、戰爭片、律師”。這也給拿到命題的學員們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如果四個標簽中有一個特別不合適，也可以稍微變動一下，不必完全拘泥其中。”賈志杰補充道。

團隊編劇、命題寫作、限時創作，盡管限制條件不少，但的確是大部分青年編劇獨自工作時難以獲取的體驗。于是，在為期一周的創作過程中，不同的小組也產生了不同的工作方式。

有的組是組員們共同頭腦風暴，你一言我一語逐漸拼湊出來完整故事；有的組是每個組員先各自構思好一個故事雛形，然后在群內投票選出組內最佳，再共同幫助這個故事繼續完善。

但許多小組遇到的共同問題是，都會有個別學員對產出最終成果的積極性有限，在團隊創作中處于邊緣的位置，最終依賴小組中更加積極主動的學員完成大部分工作。這或許是每個團隊合作式的工作中常見的窘境，但對于積極參與討論的學員們來說，能夠見識到同行不同的工作方式和思維模式，也是此次旅途重要的收獲之一。

短短一周的時間里，學員們既要上課，又要利用課余時間打磨小組劇作，是不小的工作量。在上課的間隙、食堂的飯桌上、深夜宿舍的走廊里，都常常響起激烈討論劇本的聲音。

最終，意外的化學反應誕生了不少形式新穎的習作，盡管這些故事或許很難具備落地的可能性，但至少是一次想象力傾瀉的體驗，把實際創作中或許會被放棄的天馬行空的想法予以保留。

在市場環境遇冷的時期，能成功落地拍攝、上映的項目本身也需要機緣。在機緣到來之前，多加練習、修煉內功，或許才能成為有準備的人。

確認自己的機會

對導演來說，創投、電影節、扶持計劃、訓練營、工作坊......市場上有太多可供選擇的學習交流平臺。他們可以拿著自己的項目，來到這些活動中聆聽行業前輩的意見和建議，從而對于自身創作的好壞優劣，有更清晰判斷和努力的方向。

但對于編劇來說，走過六屆的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發現，青年編劇最缺乏的就是“一個能對齊的標準”。本身行業里針對編劇這一工種舉辦的活動數量就更為有限，尤其是在影視資源不盡豐富的地區，編劇很難有見到行業前輩的機會，以對自己的創作形成更貼合實際市場環境的判斷標準。

今年的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推出了一個全新的環節，在導師賈志杰的支持下加入了“劇本醫生”項目深入計劃。學員可以帶著自己創作中的項目申報該計劃，在選出十個優秀項目之后，賈志杰會為創作者進行一對一的針對性輔導，厘清學員的創作意圖，并使其更成熟落地。

同時，每位主講導師授課的主題，也是十分貼合當下產業現狀的熱點話題，比如文學改編、新主流電影類型化等等。

徐浩峰

一些導師的課程內容，也給學員帶來了常識之外的新工作方法。徐浩峰提到，“近十幾年來，好萊塢輸出了大量的編劇工具書，這些書在比我晚一輩的創作者里，不論是做電影、電視劇、紀錄片都很管用，可以說是成為了一套顯學。”在這樣的條件下，徐浩峰選擇在授課的過程中跟學員們分享了他自己的一套迥異于工具書的編劇方法，讓不少學員頗受啟發。

“徐老師教的方法跟工具書是反著的。”作為高校教師的學員范虹就對此感觸頗深，認為這是對自己的寫作習慣和寫作觀念有更新的，“我回去會重新理一理思路，嘗試用這樣的方式來寫一寫。”

除了與導師的交流之外，學員之間的交流也是不可多得的機會。“大部分編劇的性格更偏內向，所以我們就希望盡量能用規則去推動他們產生更多交流，這也是青年編劇高級研習班從一開始的只有授課環節到加入創意營環節的初衷。”主辦方表示。

在學員構成上，主辦方充分考慮了多樣性，不僅有專職編劇，也有一部分有編劇基礎能力的導演、制片人、影視公司策劃等從業者，年齡跨度也覆蓋了從45歲到剛畢業的學生。經驗、履歷如此差異化的學員構成，在主辦方的理解中，恰恰是為了彼此之間能夠產生新的碰撞而設置的，“相比于只有專職編劇的學員構成，如今的設置也能令學員們在創作之余，彼此之間產生業務往來的可能性。”

一些導演會在私下分享進入創投、電影節等活動的經驗和教訓，一些影視公司策劃會分享影視公司在挑選和孵化劇本項目時的視角，也有來自不同地區的創作者互相分享本地對影視項目扶持的政策機會。

這都是很難在公開平臺上接收到的信息，在如今從業者互助的大環境下顯得彌足珍貴。

走出去，贏得話語權

一代人有著屬于一代人的特質。

談及這一代青年創作者的共性，張冀認為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是，“大家還是動得比較少，真實的生活細節很多時候是靠編編不出來的，可能現在網絡這么方便很多人會通過上網查找資料的方式來替代這個過程，但這是替代不了的。”

常年被學術研究占據主要精力的范虹也認為，他自身在寫劇本的時候也有這個問題。但這一次在小組創作中，他所在的小組也在嘗試走出舒適區。在萊蕪采風時，他們了解到當地的一段真實史料，在創作陷入困境時從這段史料當中獲取了故事的靈感。有些時候，真實發生的歷史其實比編出來的故事更具傳奇色彩。

青年編劇有局限，但也有屬于這一代人的優勢。時代的快速發展，讓認知隨著代際交替的更新速度加快，在張冀看來，有經驗的成熟編劇也會容易在創作上陷入窠臼，這個時候也需要年輕人用更新的視角來幫忙打破。

從這個角度來看，盡管青年編劇很難擁有獨立編劇的作品被拍出來的機會，但卻可以加入編劇團隊，在與成熟編劇的互動之中，逐漸從團隊當中的輔助角色走到主心骨的位置上，這也是張冀更加認可的關于青年編劇上升通路。“可能這個行業對編劇是不夠重視的，但對劇本肯定是重視的，當編劇可以通過劇本來展現和證明自身能力的時候，才有機會去贏得尊重。”

這也關乎于編劇行業的另一個普遍性困境——由于國內電影產業偏向于導演中心制，在每個項目中導演話語權是最高的，這讓許多其他工種里優秀的從業者都將成為導演當作更進一步的職業追求，而少有在一個崗位上鉆研一生的志向。這一點在編劇當中尤為顯著。

張冀

張冀提到，在他接觸到的編劇中，相當大一部分人是想做導演的，而他們的理由基本上都是因為受不了導演對他們的控制。但在他看來，“一個人擁有了導演的身份，當然有可能會減少因為話語權缺失而面臨的很多問題，但如果他其實是一個不適合當導演的人，那么他實際上要付出的東西可能更多，這是得不償失的。”反過來，作為編劇，依靠自身的專業性同樣有可能獲得行業的尊重和認可。

本質上，這也是國內電影產業工業化水平不足的一個側面。導演在主創團隊中享有絕大多數的資源與注目，而其余工種的上升空間始終有限，讓“匠人精神”成為一種稀有的品質。許多不擅長溝通交流、組織管理的青年編劇被迫成為導演，而一些擅長影像表達而非文字創作的青年導演也勉為其難地當編劇。或許在行業頭部的項目中可以有更明確的職能分工，但年輕創作者的中小成本項目中卻常常沒能實現最優配置。

行業的進化需要過程，但從前輩傳遞給青年編劇的精神力量和時代認知是能作用于內心的。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產業階段中，青年編劇能做的就是“寫下去”。

電影是一切，一切為了電影。載滿學員的巴士逐漸開離園區，但旗幟仍在風中飄揚。

關鍵詞： 影視公司 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