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類誕生到智能化未來，人與工作的關系的演變。

【資料圖】

編者按：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騰訊研究院”（ID：cyberlawrc），作者：詹姆斯·蘇茲曼，翻譯：蔣宗強，創業經授權發布。

第一次工業革命從燃煤蒸汽機車那熏黑的煙囪中噴薄而出，第二次工業革命從墻壁上的電源插座一躍而下，第三次工業革命以電子處理器的形式勃然興起。當前，我們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之中，它是由數字技術、生物技術、物理技術等共同催生的。我們被告知它將帶來指數級的變革，遠超之前歷次革命。在工廠、企業和家庭中，越來越多的任務將由算法驅動的物聯網完成，但除了這一事實之外，誰也無法確切地知道這場技術革命未來將如何演變。

一些人認為，自動化前景預示著機器人將帶來諸多便利，另一些人認為這預示著人類又朝著被機器人控制的糟糕時代邁出了一大步， 但對許多人而言，自動化前景只會誘發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如果自己的工作被機器人取代了，該怎么辦？

盡管智能機器人的興起會蠶食一些工作崗位，但有些行業迄今尚未受到沖擊。對于這些暫時安全無憂的行業來說，機器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一些單調乏味的領域。比如，超市里面一排排的機器人取代了收銀員，對客戶進行問候和引導；再比如，一些初級算法既能指導我們去探索數字世界，又使我們身為人類感到受挫。

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先進技術和資本的組合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空前之大，新創造的就業機會非常少。因此，對于那么多在城市邊緣地帶的波紋鐵皮棚屋下掙扎求生的無業人員而言，自動化技術堪稱更為緊迫的問題。這也是工業化經濟體中那些半熟練的工人最關心的問題。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通過罷工從自動化技術手中拯救自己的工作，而自動化技術的主要優點就在于從不罷工。此外，對于一些技術性強的行業而言，雖然暫時不至于感覺如此緊迫，卻也產生了不祥的預感。人工智能的設計能力甚至超越人類自身，將我們的工廠、辦公室和工作場所變成了魔鬼般的作坊，搶了我們的工作，讓我們的雙手無事可做，讓我們的人生失去意義。由此來看，人類似乎被自己的聰明才智欺騙了。

如若果真如此，那么我們的擔憂是有道理的。畢竟，我們的工作與生活融為一體，密不可分，從單調乏味地拖地，到處心積慮地鉆稅制漏洞，幾乎任何“工作”都能讓我們獲得意義感、滿足感和自豪感。我們所做的工作還會決定我們是誰、我們未來的前景、我們在哪里以及我們同誰一起度過大部分時間，調整自我存在的意義，塑造我們在諸多方面的價值觀，引導我們的政治忠誠方向。正因為工作對我們如此重要，我們才歌頌奮斗者，譴責偷懶耍滑者，而實現全民就業目標也依然是所有政客的口頭禪。

這些現象的背后是這樣一種信念：我們的基因決定我們必須工作，目標、智慧和勤奮共同塑造著人類命運，促使我們為公共建設添磚加瓦，無數個體聚集在一起，產生了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效果。

我們對自動化未來的種種焦慮，同許多思想家、空想家的樂觀形成了鮮明對比。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這些人一直堅信自動化是開啟經濟烏托邦的鑰匙。“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1776年大力贊頌“非常精巧的機械”，相信它們未來將“節約勞動”。一個世紀之后，奧斯卡·王爾德則幻想未來“所有必要卻令人不悅的工作將由機器完成”。但無人能像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那樣全面闡述樂觀愿景。

作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凱恩斯在1930年就曾預測：到21世紀初，資本的積累、生產力的提高和技術的進步應該能將我們帶到“經濟樂土”，屆時，每個人的基本需求很容易被滿足，人們每周的工作時長不會超過15個小時。

數十年前，我們已經實現凱恩斯計算的為抵達所謂的“經濟樂土”而必須達到的生產力和經濟增長水平。雖然我們早已超越了這一閾值，但今天大多數人仍像我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一樣努力工作，政府仍然像近代史上的任何時期一樣不遺余力地促進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崗位。更嚴重的是，由于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嚴重，私人養老金和公共養老基金均面臨沉重壓力。據估計，我們許多人不得不比半個世紀前多工作近十年，才能安心退休養老。盡管日本、韓國等世界發達經濟體在技術和生產力方面取得了空前進步，官方宣布每年仍然有成百上千的人由于長時間加班而死亡，這不禁令人潸然淚下，而這些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人們似乎還沒有準備好領取共同退休金。要理解為何會出現這種結局，就要意識到人類與工作的關系其實比大多數傳統經濟學家所說的要有趣且復雜得多。

凱恩斯相信，到達他設想的“經濟樂土”將是人類最非凡的成就，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為了解決他所描述的“人類從原始生命形態出現以來……面臨的最緊迫問題”。

凱恩斯認為人類最緊迫的問題就是古典經濟學家所說的經濟問題， 也被稱為稀缺性問題。他的理論認為人是被貪婪的欲望所詛咒的理性動物，但由于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源來滿足每個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資源都是稀缺的。我們有無限的需求，而所有資源都是有限的，這一觀點是經濟學的核心，經濟學研究的是人們如何分配稀缺資源來滿足需求和欲望。這一觀點還支撐著我們的市場、金融、就業和貨幣體系。因此，對經濟學家而言，稀缺性是驅使我們工作的動力，因為只有通過制造、生產和交換稀缺資源，我們才能彌合無限欲望和有限資源之間的鴻溝。

稀缺性問題容易導致我們對人類這個物種做出悲觀評價。悲觀者認為，進化已經把人類塑造成了一種自私的生物，一直背負著無法滿足的欲望包袱。許多工業化國家的人覺得這種關于人性的假設是顯而易見、不證自明的，但對于其他地區的許多人而言，這種假設站不住腳，比如，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地帶過著叢林生活的朱/霍安西 （Ju/ hoansi） 部落。該部落是非洲布須曼人的一個分支，自20世紀末還過著絕對平均主義的狩獵采集生活。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我一直在記錄該部落在不斷擴張的全球經濟中遭遇的創傷。這是一個殘酷的故事，發生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間，每種生活方式都基于迥異的社會和經濟理念，對資源稀缺性的理解也有天壤之別。對該部落而言，市場經濟和支撐它的人性假設既令人困惑，又令人沮喪。

并非只有這一個部落有這種困惑、沮喪之感。從東非的哈扎比部落到北極的因紐特人，以及其他在20世紀依然過著狩獵采集生活的社會，都在努力理解和適應一種基于永恒稀缺性的經濟體系。

當凱恩斯第一次描述他的經濟烏托邦時，對狩獵采集社會的研究只不過是社會人類學這門新興學科中的一個小插曲。即便他希望更多地了解狩獵采集者，也不會找到太多東西來挑戰當時流行的觀點，即原始社會的生活就是一場同饑餓的持久斗爭。他也找不到什么證據去說服自己相信這樣一種觀點，即盡管偶爾出現倒退，人類的旅程仍以進步為主，進步就是我們工作、生產、建設和交換的引擎，而這個引擎源于我們與生俱來的解決經濟問題的內在動力。

但到了今天，我們已經知道像朱/霍安西這樣的狩獵采集部落，其成員究竟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非但沒有生活在饑餓的邊緣，恰恰相反，這些部落的人往往營養良好，甚至比大多數農業社會的人壽命還長，而且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過15個小時，他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休息和休閑。我們還知道，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不經常儲存食物，不關心積累財富或地位，幾乎只為滿足短期的物質需求而勞動。盡管“經濟問題是人類面臨的首要問題”這一觀點堅持認為人類受到了無限欲望的詛咒，不得不在有限資源的煉獄中掙扎求生，但狩獵采集部落的成員物質欲望卻很少，他們只需要付出幾個小時的勞動就能得到物質滿足。他們組織經濟活動的前提是相信資源充裕性，而非過于關注稀缺性。在長達30萬年的智人歷史中，我們的祖先在95%以上的時間里都過著狩獵采集生活，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資源稀缺性問題折射出的人性以及關于工作態度的假設都植根于農耕時代。

關于工作，一種最具普遍性的定義是有目的地在一項任務上花費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實現某個目標或目的。

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期，人類的祖先并不像我們現在這樣關注資源稀缺性。這就提醒我們，工作的內涵不應該局限于努力解決經濟問題。我們經常把各種有目的的活動都描述為工作，比如建立人際關系、健身甚至休閑。經濟學家把工作定義為我們為滿足自身需求而花費時間和精力，這種描述規避了兩個明顯的問題。

首先，工作與休閑的區別往往在于背景不同，以及我們是“收別人的錢去做一件事”，還是“主動付錢去做一件事”。對于古代的獵人而言，獵殺麋鹿是一項維持生存所需的工作，但對于發達國家的獵人而言，則變成了一項令人振奮的休閑活動，而且成本往往非常高；對于旨在營利的藝術家而言，畫畫是工作，但對于眾多藝術愛好者而言，畫畫能放松自我、帶來樂趣；對游說者而言，與有影響力的人建立關系是工作，但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交友主要是一種樂趣。

其次，除了我們為滿足食物、水、空氣、取暖、友誼和安全等基本需求而花費的精力之外，幾乎沒有什么算得上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必需品。更重要的是，需求常常不知不覺地與欲望結合在一起，以至于無法把它們區分開來。因此，有些人會堅持認為，羊角面包配上一杯上好的咖啡是早餐必備，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這卻是一種奢侈。

關于工作，一種最具普遍性的定義是有目的地在一項任務上花費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實現某個目標或目的。對于這個定義，狩獵采集者、身著條紋西服套裝的衍生品交易員、手上布滿老繭的農民，還有其他職業的人都會認同。自從古代人類首次劃分自己周圍的世界，并根據概念、詞匯和思想來組織世界觀以來，他們幾乎肯定有過一些工作的概念。如同愛情、撫育子女、欣賞音樂和哀悼一樣，當人類學家和旅行者在異鄉漂泊時，工作是少數幾種共通的行為之一。如果語言或令人困惑的習俗影響溝通與交流，那么幫助別人完成某項工作的簡單舉動，往往比任何花言巧語更有助于迅速打破人際隔閡，因為這一舉動能夠表達善意，而且就像舞蹈或歌曲一樣，創造了一種有目的且和諧的交流體驗。

若要摒棄“經濟問題是人類面臨的首要問題”這一觀點，意味著我們要拓展工作的定義，不能僅僅局限于如何謀生這一范疇。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幫助我們重新審視從生命起源到忙碌的現代，人類同工作的關系的演變歷程。同時，這也為我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為什么我們認為現在從事的工作比我們的祖先狩獵采集重要得多呢？為什么在一個空前富足的時代，我們仍然對稀缺性如此關注？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跳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進入物理學、進化生物學和動物學的世界。但最重要的一點，或許是需要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來審視它們。只有通過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我們才能讓那些在20世紀仍繼續狩獵采集的社會變得鮮活起來，才能讓那些石頭碎片、洞穴壁畫和破碎的骨頭變得鮮活起來，為揭示我們祖先如何生活和工作提供豐富的物證。也只有通過社會人類學的視角，我們才能理解我們所做的不同工作如何塑造了我們對世界的體驗。一些挑戰通常被認為是現代社會特有的，而社會人類學能為我們提供一些令人驚訝的視角，讓我們洞察到它們在古代的根源。比如，根據這個新視角，我們不難發現，今天的人與機器的關系其實類似古代農民與牛、馬等役畜之間的關系，而且我們今天對于自動化的焦慮，其實類似古代佃農們對新技術的焦慮。

在描繪人類與工作的關系的歷史時，有兩條路線是最明顯的，這兩條路線彼此交叉。

第一條路線描繪了我們與能源的關系。從根本上說，所謂工作，終究是一個能量交換過程，而活的有機體與死的、無生命的物質的關鍵區別，就在于是否具備做某種工作的能力，因為只有生物有機體才會主動尋找并獲取能量來維持生存、生長和繁殖。沿著這條路線探索下去，就會發現人類并不是唯一經常揮霍能量的物種，而且當人類被剝奪了目標、沒有工作可做之后，會變得倦怠、沮喪和低落。這又引發了其他一系列關于工作的性質以及我們與工作的關系的問題。比如，像細菌、植物、農場的馬這樣的有機體也能工作嗎？如果能的話，它們的工作與人類的工作以及人類制造的機器所做的工作存在什么不同呢？這對我們的工作方式有什么啟發呢？

在這條路線的起點，一堆混亂的、不同的分子借助某種能源集合在一起，構成了有生命的有機體，之后，生命逐漸擴散到地球表面， 并在進化過程中獲取新的能量，包括陽光、氧氣、肉、火以及化石燃料，這條能量交換路線也在穩步拓展，而且速度越來越快。

第二條路線是人類的進化和文明之旅。早期的文明里程碑上標記的是粗糙的石器、古老的爐具和破碎的珠子，后來的里程碑包括強大的引擎、大型城市、證券交易所、手工工場、民族國家以及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機器。這條道路也布滿了許多無形的標志，它們表現為思想、觀念、抱負、希望、習慣、儀式、慣例、制度和故事，構成了文化和歷史的基石。沿著這條路線探索下去，就會發現當我們的祖先逐漸掌握不同的技能時，為什么會磨煉出如此強烈的目的性，以至于我們能夠在建造金字塔、巖壁繪畫等活動中找到意義、歡樂和深深的滿足感。這條路徑還揭示了古人所做的工作以及掌握的技能如何逐步塑造他們感知周圍世界以及與周圍世界互動的方式。

但這兩條路線的交叉點對于理解當代社會人與工作的關系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大約100萬年前，當人類掌握取火技巧的時候，這兩條路線出現了第一個交叉點。在學習如何用火來滿足一些能源需求之后， 他們更容易獲取食物，從而擁有了更多的空閑時間。由于掌握了如何在寒冷天氣保暖的技能，大大拓寬了飲食范圍，所以催生了一個消耗能量越來越多、工作也更努力的大腦。

第二個交叉點大約始于12000年前，可以說離我們最近，也更具有變革性。那時，我們的祖先開始常規性地儲存食物，并嘗試耕作。這樣一來，他們彼此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同環境、稀缺資源和工作之間的關系都開始發生改變。探索這一交叉點可以揭示出我們今天賴以開展工作的經濟架構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農耕時代，也可以揭示出我們對平等和地位的看法同我們對工作的態度存在多么密切的聯系。

當人們開始聚集在城鎮時，第三個交叉點就出現了。這是大約8000年前的事。當時，農業社會開始產生富余糧食去養活大量的城市人口，這翻開了人類工作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新篇章。在這種情況下，工作不僅僅意味著在田間勞動以獲取能量，還意味著想方設法消耗掉富余的能量。第一批城市的誕生孕育了全新的技能、職業、工作和貿易，這在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或狩獵采集社會是無法想象的。

大型村落和城鎮的出現也在重塑經濟和資源稀缺的動態關系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大多數城市居民的物質需求取決于在農村生產糧食的農民，因此，城市居民就能夠集中精力去追求地位、財富、快樂、休閑和權力。城市很快就出現了不平等問題，而在城市內部，人們不再像小型農村社區那樣被緊密的親屬關系和社會關系凝聚在一起。這一事實加劇了不平等現象。結果，城市居民開始越來越多地把社會地位與從事的工作聯系在一起，并與同一行業的人建立社群。

第四個交叉點是18世紀早期工廠的出現。巨大的煙囪里冒出濃煙，標志著西歐社會學會了如何從化石燃料中釋放古老的能量儲備，并將其轉化為當時無法想象的物質繁榮。從這時開始，城市數量和規模快速增長，人口數量以及被我們祖先馴化的動植物數量劇增。為了適應這一局面，之前提到的兩種路線都開始擴張了，世界變得更加擁擠起來。這時，人類開始關注資源稀缺性和工作的重要性，變得更加忙碌。 （矛盾的是，這時的物資其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盡管現在還不宜得出結論，但我們不得不懷疑，未來的歷史學家在研究人類與 工作的關系時，不會區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業革命，而是會認為這段漫長的時期與之前的任何時期同樣重要。

作者簡介：

詹姆斯·蘇茲曼（James Suzman），劍橋大學人類學教授，國際知名人類學家，劍橋大學人類學教授。1970年出生于南非，在蘇格蘭圣安德魯斯大學攻讀人類學學位時，帶著滿腔的冒險精神離開校園，去往非洲南部博茨瓦納的喀拉哈里沙漠，成為布須曼部落發展計劃的志愿者。在攻讀愛丁堡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學位之后，他再次返回布須曼族群開始人類學研究工作，在此期間創作出代表作《原始富足：消失的布須曼人》。蘇茲曼目前擔任劍橋大學人類學教授。他曾獲得劍橋大學“英聯邦史末資非洲研究獎學金”，并于2013年建立了智庫“人類”（Anthropos），致力于運用人類學研究成果解決當代社會和經濟問題。

（本文經授權節選自《工作的意義》一書。）

《工作的意義》作者: [英]詹姆斯·蘇茲曼（James Suzman）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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