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的盡頭是編制”是后疫情時代中青年職業取向的代表話語。2月23日，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建議大學生不要滿腦子“央國政”(央企、國企、公務員)。此言瞬間登榜熱搜，引發社會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的關注。

2023屆全國高校畢業生預計達到1158萬人，再創歷史新高。為穩就業，無論是中央部門還是各地都在出臺措施，面向高校畢業生挖掘更多的政策性崗位。數據顯示，“國考”近年僅面向應屆生招錄的人數，由2019年度的39.17%，上升至2023年度的67.4%。

“大學生求職求穩心態在增強，從個人看是理性選擇，但從社會層面，這達到了我們人才培養的目標嗎?”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提出疑問。

該如何看待大學生求職偏向“考編”?“鐵飯碗”能否成為大學生就業“避風港”?近日，海報新聞記者采訪了多名關注大學生就業問題的學者以及備考學生，對此現象進行解讀。

“就業季”成“趕考季”

1月8日下午，2023年國考筆試落下帷幕。山東一高校的嘉佳走出考場后不敢松懈，直奔火車站，馬不停蹄趕回學校，投入2月份北京、山東省考的備考中。

嘉佳身邊未選擇考研或出國的同學大多和她一樣，打算連報多場公務員考試，奔走在不同的城市之間，“‘宇宙的盡頭是編制’，我們覺得這句話真‘香’。”

“就業季”正成“備考季”。備考近2年的蘇橘告訴記者，因為自己是普通二本文科專業，了解學長學姐找工作的困難，因此她提前備考，希望利用應屆生身份成功“上岸”。她每天早上6點起床，一直學到晚上11點，“這兩年我基本沒有玩過，不是在自習室，就是在去自習室的路上。”

“一些大學生家長對于體制內‘鐵飯碗’崗位的熱愛可以說是根深蒂固，尤其是疫情發生以來，一部分學生受社會就業趨勢、家庭支持等的影響，對尋求具有‘鐵飯碗’性質的工作表現出較強的執著。”高校“慢就業”的情況引起了天津某大學一位輔導員的擔憂，“一些畢業生甚至只將考編作為自己的就業出路，畢業當年未成功，再續戰第二年、第三年，從畢業數據統計上看，這類畢業生也屬于‘慢就業’群體中的成員。”

“大學生本應是創造社會價值的群體，部分‘保就業’的舉措，是否反而消耗了社會價值?”張成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了質疑。此前，陜西神木市為解決全日制研究生就業問題，曾宣布招聘100名協管員，需研究生學歷，月薪為2500元，聘用期三年，引發廣泛爭議。

編制緣何成為“宇宙的盡頭”

2023年，國家公務員考試有近260萬人報名過審，同比上漲25%，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達到70:1，如高考一般“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趕考場景再現于大學生的就業路上。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張廣利與其博士生何海清撰文分析稱，在后疫情時代的風險透鏡下，高風險中的高淘汰率直接表現為裁員、失業與降薪，現代生活的脆弱性與趨向保守與傳統的職業觀念耦合，社會心態的動搖使青年的“體制內信仰”愈發強烈，在加班文化、中年失業、競爭激烈、收入不穩定、工作不穩定、“996”、“35歲就失業”的畸形就業市場映襯下，公共事業部門因其福利好、穩定性高成為青年心中的“模范雇主”。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體制所副所長、研究員張家勇告訴海報新聞記者，“考公熱”愈演愈烈，是三年疫情背景下職業選擇走向的階段性特征。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體制內工作穩定可靠的優勢凸顯。

對備考人員而言，擴招意味著更大的“上岸”希望，但在不少專家看來，一個越來越龐大的財政供養群體，長遠來看并非好事。

張家勇坦言，“絕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將體制內工作作為首選或單選，既不現實也不正常。體制內工作崗位數量畢竟有限，財政供養能力不是無限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更多‘生利者’而非‘食利者’。”

江南大學副教授、教育政策博士田賢鵬也提到同樣觀點，“體制內能夠提供的崗位數量是有限的，如此大規模的大學畢業生報名涌入勢必會加劇進入體制內工作崗位的內卷化競爭。”

而在上海市委黨校副教授楊國慶看來，在中國經濟社會當前的發展背景下，青年人的這種選擇是合理的。

“青年人涌入體制，既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加大，也反映出體制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在增加。”楊國慶對海報新聞記者分析稱，“如果說下海和創業活動帶動了中國經濟社會活力的話，進體制和考公取向則體現出國家對社會經濟的整合能力在加強。提升整合能力是中國面對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加劇的必然選擇。當前，中國在強調發展的同時更加突出安全，在強調開放的同時更加注重自立自強。因此，青年人競相涌入體制，參與國家和地方公共事務管理，符合當前國家需要和關注重點，放在時代和國際背景下這種選擇是合理的。”

人才培養的挑戰

中新社報道稱，官方人士近期透露2023年就業工作面臨就業總量壓力大和結構性矛盾突出雙重挑戰。在研究生擴招、高職百萬擴招政策推動下，2023屆全國高校畢業生預計達到1158萬人。智聯招聘發布的《2022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顯示，2023年海歸人才供需雙增，呈上揚態勢。

“青年失業率比較高的問題也是多因素形成的，其中的根本性因素是整個教育體系以及專業設置與市場的需求出現了比較大的背離。因為勞動力市場與教育體系需要有一定的關聯度匹配，但在現實中這種匹配并不強。”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分析稱，國家“十四五”產業結構調整表示要更多發展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放棄了原來預期第三產業占比不斷增加的目標。勞動力市場、學校教育等方方面面都沒有適應這樣一個大方向的改變，這是目前青年就業壓力比較大的深層次原因。

在李超看來，比如鼓勵考研、推遲畢業、鼓勵大學生參軍等等用一些方法來間接化解就業問題，不是根本性的方式方法。他認為，首先要做好教育和就業的匹配，“就業政策和教育體制的設置是否應該適應‘十四五’重大經濟產業結構變化，這其實是非常值得去研究，甚至快速落地的。”

“我們的教育目標是培養能夠擔當大任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和建設者，體制外是更加廣闊的天地，需要年輕人勇于擔當、勇敢開拓。”張家勇激勵學生“到市場中去”，讓三百六十行行行興旺，社會發展才有活力和動力。

“對地方政府來說，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為市場主體做好服務能夠有助于促進本地就業市場平衡。對國家來說，做好失業和養老等社會保障，減少各種群體收入差距，增加全體居民就業的確定性至關重要。”楊國慶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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