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整個2022年，互聯網大廠都在反復提到“降本增效”。然而，到了年底復盤時，很多人卻在疑惑，到底降的什么本，增的什么效？大廠人也在思考，如何找回工作的意義？

最近，某互聯網大廠的營銷設計師林夏在參加“打卡刷工時大賽”。

(資料圖)

這件事起源于前幾天的一次小會議，領導突然說這次績效看工時排序，末尾的人直接低績效。“這種潛規則咱也不是不知道，只是平常沒上心，當它被赤裸裸地擺在臺面上，我還是極為震驚：原來這種事是可以明說的啊！”林夏表示。

這幾天，林夏兢兢業業每天刷14個小時工時。某天晚上11點，林夏發現隔壁開發大哥也沒走，翹著二郎腿打王者，他們對視了一下，心照不宣。

耶魯大學副教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教授大衛·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一書中，給這種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下了一個定義：“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工作，連其從事者都無法證明其存在的合理性，雖然他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有意義。”

歲末年終，不少大廠打工人在忙著做總結時，也在思考：“這一年，我完成的真正有意義的工作有多少？我又花了多少時間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上？”

從近期互聯網公司的掌門人的發言中，同樣可以聽出類似的焦慮。劉強東批評部分高管“花里胡哨的故事講太多”，馬化騰一針見血指出各大事業群的問題，李彥宏則表示“馬化騰談的問題，百度都有”。

當“內卷”“996”成為大廠打工人交流的高頻詞時，有人發現，工作的意義正在變得模糊，也有人開始行動，試圖找回工作的意義。

我對公司到底有沒有用？

不少大廠人經歷了七八輪面試才得到崗位。拿到offer的一瞬間，很多人都以為是自己被錄取是因為“有用”，真正工作之后，有人發現，很多時候都在“假裝自己有用，假裝這個崗有用”。

2022年是林夏工作的第10年。現在所在的這家互聯網公司，是她工作經歷中的第三家大廠。林夏對工作的感知逐漸從“項目流程完整”“體驗感很好”變成了“非常糟糕”。

實際工作中，林夏的日常是每天花30%的時間跟各種角色開會，50%的時間在做PPT和報告文檔，真正出設計方案的時間只有20%。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要被拉去開會。”林夏感慨道。“通常會議的質量和人數是成反比的，參會的人越多，能聽到的真實信息越少，但更令人生畏的是參會者之間的利益糾葛。每表達一個意見前，總需要反復思量這句話有沒有動到別人的蛋糕，需要小心翼翼、仔細推敲、審時度勢。”

開會之后，還需要煞有其事地做會議記錄。除此之外，在林夏眼里，日常的文檔、項目規劃書、周報、月報，都沒有意義。“追求完美”是大廠的行事準則，林夏寫文檔時用錯一個標點符號，都可能被領導劈頭蓋臉一頓罵。

被罵事小，冗雜的工作流程更加令人厭煩。林夏說：“原本做一個界面可能一天就做完了，但在廠里需要先花一兩周做競品分析，在行業中同類型的競品要全列出來，提煉出共性個性。重點是，項目基本不需要創新，其實就是互相‘抄’一下。”

曾經在某大廠做了兩年產品經理的晨晨，在工作中也有著類似的體驗。

她告訴《豹變》：“其實用戶的需求基本被滿足的七七八八了。市面上已經有了數不盡的產品，而每一個細分賽道上也基本都有比較好的東西存在了。這導致很多時候需求并不來源于用戶，實際上來源于一拍腦袋就決定的領導。”

晨晨用“虛幻”這個詞來形容領導的需求，“要靠自己猜，比如有一次領導看了我的方案之后，卻只注意到了某個按鈕的顏色，說‘你這個顏色設計得不夠性感’。也沒有具體告訴我哪里不好、怎么改，我只能靠自己琢磨到底什么是‘性感的顏色’。”

而這樣行事的結果就是，員工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做領導想要的東西，改了N個方案、加了無數的班，最后依舊落不了地。可能只會換來領導一句：“再仔細想想，要不你試試另一個方向呢？”

“全新的方向又得出全新的方案，而你只能照舊加著班。之前的活像個笑話，無奈的是，現在的活也不一定就不是笑話。”晨晨感慨。

做運營的魯一，在大學實習期間就進到了騰訊，2019年開始她在阿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后來跳槽到了字節。有時候，她也感到同樣的無奈：“領導們都不考慮自己的產品適不適合這個活動、能不能做起來，埋頭就是做。即使數據已經非常不好了，也要花大量人力物力去推進。甚至每個月花大幾十萬、一百萬做市場調查，卻很少真正地研究產品。”

晨晨、魯一和林夏，盡管她們在不同的公司擔任著不同的崗位，卻都在做著類似的事情：滿足老板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想法。

《毫無意義的工作》這本書里提到，當嬰兒隨機動了一下胳膊，他手上拿的鉛筆就動了，當他發現是自己讓鉛筆動起來的時候，會異常開心。這證明人類之所以覺得自己是自主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們覺得自己可以按照可預測的方式對世界和他人產生影響。

反過來，這也許正是很多人在大廠中工作的時候，產生的強烈的“螺絲釘”感的來源：我所做的事情，對這個世界并沒有產生絲毫影響。

當工作開始失去目標

實際上，不少大廠打工人的痛苦不僅來源于意義感和目標感的缺失，還包括對工作的懷疑，而這種懷疑讓他們失去了工作目標。

最典型的體現就是，員工自己都不認為正在做的事情是有利的。

林夏告訴《豹變》：“公司的很多事情都是以賺錢為導向。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想著怎么幫公司賺錢，每天就是琢磨怎么把某個優惠標簽設計得顯眼一點、如何突出這個商品在‘打折’，基本上沒什么創新，都是為了賺用戶的錢。”

盡管接觸的是不同領域的不同產品，晨晨也有類似的體驗。她負責過一個類似于抽獎活動的項目，她表示：“很多模型都是我們精心設計過的，比如一些獎品的擺放位置、大小等，包括界面上滾動的‘恭喜手機號XXX的用戶抽中了XXX’，實際上都是后臺在操控，為了營造出一種很多人參與的假象。”晨晨并不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項目，但無奈的是，這是她必須完成的工作。

魯一的感受更為明顯，她直言：“領導們根本不會在意你的內容好不好，他們只關注你的數據效果。但他們定義的‘科學’不一定是真的科學。”

很長一段時間里，魯一都在花時間去扭轉自己的思維、融入公司的氣場，但“痛苦”是直接的感受。

魯一分享了自己曾經負責的一個項目：“之前leader靈感乍現，讓我去做對接落實某個項目。當我和客戶完成對接之后，對方還是很樂觀的。但是等到真正開始做，我們這邊一會兒政策不允許，一會兒這個功能沒開發，所有的東西都是0，只剩下一個‘大餅’。”

最終，這個項目的結果是跟進了4個月進度為零，同時也讓客戶的期待落了空。

“之前會想自己哪里沒做好，但有時候又找不到問題，所以整個人會非常頹，進入到懷疑自己的狀態中。但實際上，一個項目可能需要不同的部門、所有人一起出力，并不是我自己能夠決定的。”魯一表示。

付出了大量時間精力，但卻很難見到產出，魯一也曾試著去理解和接受這樣的工作方式，但長時間的壓抑和虛無，讓她出現了抑郁的苗頭。“身體重要還是錢重要？”當這個問題出現在腦海里的時候，魯一選擇了主動離開。

“想找一個踏踏實實、能待下去，并且能讓自己開心、發揮自己能力的工作。”抱著這個想法，魯一在2022年9月入職了北京一家藝術館做宣傳策劃工作。

“在互聯網的時候，經常有一種無力感，該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但是數據經常達不到想要的效果。但現在，雖然做展覽也很累，甲方會有很多意見，一步一步改來改去也很崩潰。但當展覽真的辦起來了，那個成就感是巨大的，并且在現場能夠直接收到很多正向的反饋。”魯一告訴《豹變》。

“這個世界上是有人在做自己喜歡的工作的，那這個人為什么不能是我？”2022年8月，晨晨也選擇了主動離開大廠。

晨晨認為，在找到喜歡的工作之前，需要先探索清楚“自我”。最近半年，晨晨撿起自己的編導技能，在社交平臺上更新著自己的裸辭體驗，重新進入舞室，帶著朋友們跳舞，甚至拿起話筒，走上脫口秀的舞臺，去感受觀眾最及時的“笑聲反饋”。

在大廠工作了10年的林夏最近也在計劃離職，她打算花半年的時間提前規劃好離職后的生活，“給身體和精神排毒”是她離開大廠后最想做的事。

大廠降的什么本？增的什么效？

回顧過去，在互聯網發展最好的那幾年，創新產品層出不窮，各個業務高速增長。頂峰過后，大環境遇冷，互聯網公司開始下行，盲目擴張時埋下的頑疾顯露無疑。當增長遇到瓶頸，如何突破確實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最近一年，“降本增效”是整個互聯網行業反反復復提到的詞，省錢、求穩似乎成為很多互聯網大廠2022年的終極目標。

但一年過去，可能很多人還在疑惑，大廠們到底降的什么本？增的什么效？

晨晨告訴《豹變》：“最開始到大廈上班的時候，覺得好奢華啊，廁所不光干干凈凈，連棉簽、皮筋都在一個小盒子里，整整齊齊。2022年的某個時候突然發現，皮筋、棉簽都沒了，只剩空盒子了。”

“降本”的效果顯而易見，那么增效呢？

“各個部門都想要增效，于是就會做很多提效工具，比如說一些開發技術的插件、需求管理平臺等。然而，打磨出一個好用的東西，可能要花很長時間，但很多人只是為了向上級匯報他做了這么一個事情，做個PPT，搭一個從0到1的架子，忽悠一下領導。缺少體驗、反饋、不斷打磨這些環節，這個工具可能超級難用，但領導卻覺得既然做了為什么不用呢？這就導致大家被逼著用這些所謂的‘提效’工具，但效率并沒有提高。”林夏告訴《豹變》。

林夏提到的，是大廠員工正在埋頭苦做的那些工具，但實際上，即使是已經非常成熟的工具，有時候也不一定會提升效率。

比如飛書有一個功能，是新入群的員工可以查看本群以往的群消息。這個功能的存在本身是為了減少溝通成本，但在實際操作中，似乎變了味兒。

魯一告訴《豹變》：“有的時候可能上一層的人把項目聊的差不多了，最后莫名其妙突然把你拉進群，不會告訴你怎么回事，只會說‘你來盯一下’。如果你想要知道這件事的始末，就要從頭翻幾千條群消息。”

魯一記得，有一次她遇到一個問題，原本一句話就能解決，對方卻告訴她：“你去翻去年7月的群消息”。

“一天就能解決的事兒，硬是能拖半個月，溝通成本太高了。”魯一說。

這并不是大廠中“偶然”出現的現象，最近互聯網高層們的發言，直接將焦慮和不滿寫在了臉上，話里話外透露出各家公司的“頑疾”。

2022年11月，劉強東在京東經營管理培訓會上，痛批零售業務高管偏離經營戰略的核心，并直言“拿PPT和假大空詞匯忽悠自己的人就是騙子”。

隨后，12月15日，馬化騰也在內部會議上直指各部門的問題：PCG被友商帶偏方向，盲目做簡單的跟隨，做出來的東西差強人意；CSIG過去三年做了很多沖量的事情，追求做前端集成、追求大數字營收，但經常被市場份額和輿論裹挾；IEG以前說游戲有一部分也是買量的事情，但以后“不想再聽買量的故事”。

今年1月1日，蔚來創始人李斌發布全員信，細數公司成立以來的八大問題，其中包括內部溝通效率不佳、數字管理系統不能支持業務新需求、面對供應鏈危機反應滯后等。

1月3日，媒體報道了李彥宏此前的內部直播內容，他直言“騰訊的問題，何止是百度有，可以說是整個互聯網都存在”。

格雷伯書中所說的“狗屁工作”，實際上并不是批判一切工作，而是社會并不需要的那些泡沫化分工。互聯網大廠們正是如此，過去幾年迅速擴張，業務、團隊越來越臃腫，組織架構也需要重新梳理。

也許，大廠們缺乏的并不是“打法、抓手、基建、生態”，而是需要想一想，當員工們都在思考自己的“價值”時，大廠們滿足的到底是誰的需求？

（應受訪者要求，林夏、魯一、晨晨為化名）

關鍵詞： 做的事情 毫無意義 互聯網公司